1952年9月15日清晨，台北市广州街武昌村的屋里一片凌乱。医生守在床边，产钳、止血钳散落在地，空气裹着消毒水味。石静宜的手在半空中无力落下，护士低声说：“来不及了。”她三十五岁，腹中的孩子没能留下。三小时后，远在旧金山开会的蒋纬国接到加急电报，只写了四个字——“夫人危急”。他当即登机，却终究晚了半步。这一天，从此烙在他心底，再擦不掉。
飞机落地，蒋纬国冲进台大医院太平间。白布掀开，他愣住，好像千军万马突然按下静音键。片刻后，他蹲下身，将石静宜冰冷的指尖握进掌心，哑声一句：“静宜，我回来了。”旁人只听到尾音发颤。
葬礼选在台北六张犁山。礼兵列队，号声低沉。最引人注目的，却是三座并排的新坟：中间属石静宜，左边空着，右边留给养母姚冶诚。有人小声议论：“他竟连自己的穴位都预先修好。”蒋纬国听见，没解释。那年他三十六岁，心里清楚，这个位置迟早要用。
时间拨回十一年前。1941年冬，西安至潼关的慢车摇摇晃晃。车厢里，蒋纬国刚放下德文原版《浮士德》，抬头便看见一位姑娘专注读英文报。目光对上那一刻，他几乎忘了客套，直接用流利英语说：“Madam，能借我一看吗？”石静宜抬眸皱眉，原想斥责无礼，见对方军装笔挺，语气便软了几分。一次偶然借报，两人谈了整整一程。也就是那天，蒋纬国心底暗暗决定，此生要娶她。
婚礼在重庆举行，1943年春雨细，嘉陵江雾气缭绕。蒋介石亲自主持，大红灯笼沿阶而下，宋美龄送来一对镶钻胸针。表面风光，背后却暗藏嫌隙。蒋介石欣赏长媳蒋方良的克制，对石静宜的热络交际始终保留距离。石静宜不在意，她说：“公公信不信我不要紧，我只要纬国记得我。”
抗战胜利后局势骤变。1948年秋，徐州战线吃紧，蒋纬国奉命退守武汉。途中绕到湖北孝感，只为让妻子与故土作最后告别。两人站在文昌阁顶，眺望双峰山。石静宜轻声：“要是真回不来了，你还会想这里吗？”蒋纬国不假思索：“带回来，带心里。”谁也没料到，那真成了诀别。
1949年二人抵台。装甲兵司令部缺教师，石静宜主动接下子弟学校校长，包班、备课、缝补军服，累到深夜是常事。她体质本弱，又两度小产。蒋纬国忧心，却拗不过她的倔强。1952年那场意外，医生后来分析，连续注射保胎针和催产针导致子宫骤然衰竭，母子皆亡。
关于死因，岛内猜测四起。有人说难产，有人说宫廷暗斗。十五岁少年陈亨回忆，那夜曾见四名壮汉闯入，将不明药包强塞石静宜口中。往事扑朔，但陈亨当年噤声，线索终成谜。蒋纬国听过传闻，却从未公开追究。有人问他为何沉默，他淡淡一句：“真相留给天。”
三年后，蒋纬国在台北一个舞会上遇到十九岁的邱爱伦。姑娘青春灿烂，让他想起旧日光影。1955年，两人登记结婚，并育有一子。外界以为他走出阴霾，其实那座六张犁山的空穴始终提醒他：某些位置注定无法替换。
1975年，夫妻因理念相左分居。邱爱伦迁居纽约照料宋美龄，两地书信寥寥。蒋纬国转而醉心装甲兵科研，白天操场，夜晚书桌，生活被钢铁与文件填满。偶尔闲下来，他驱车去六张犁山，石静宜墓前青草已及膝，他蹲下拔草，动作极缓，好像怕惊扰谁。
1997年5月，台北梅雨季。蒋纬国糖尿病复发，陷入昏迷。六月初清醒，他要求护士通知邱爱伦。病房里，苍白灯光下，蒋纬国握住妻子的手，声音微弱：“还有一件事。”邱爱伦红着眼：“我听着。”他说：“走后，把我送去六张犁山，和静宜做邻居。”停顿几秒，又补一句，“谢谢你。”对话只有十几字，却耗尽全部力气。
同年九月，灵堂设在荣民总医院介寿堂。外界纷纷猜测蒋纬国会葬于桃园慈湖，或迁至慈湖陵寝旁。直到出殡前夜，邱爱伦公开地点：六张犁山。车队蜿蜒而去，细雨无声。墓穴早已备好，蒋纬国的黑色大理石碑立在中央，左边石静宜，右边姚冶诚，三块碑肩并肩，没有多余装饰。军帽、配枪、婚戒，一并随葬。
祭毕，士兵收旗，人群散去。有人站在山脚感叹：“他用一辈子守一个承诺。”山风掠过松枝，只留下细碎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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